傅明善:十年来刘禹锡研究综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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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作为中唐时期五大诗人之一的刘禹锡,以其雄健豪壮之骨干气魄耸动于贞元、太和之间。白居易曾谓:“彭城刘梦得,诗豪者也。其锋森然,少敢当者”(《刘白唱和集解》)。又曾喟叹:“嗟乎!微之先我去矣,诗敌之勍者,非梦得而谁?”(《与刘书记书》)—自白居易等一并代人品评以后,直至今日,对刘禹锡及其创作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。其间还有过两次较大的研究热潮:第一次热潮是在北宋的苏轼一门及江西诗派对刘禹锡的评论与研究,尤以苏、黄为最力;第二次热潮则就在新时期的近十年中,在当代老中青学者的身后,刘禹锡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。

   在这十年中,刘禹锡研究的学术论文已逾百篇,年均发表十余篇,尤以1990、1992年为最,分别发表了19篇和14篇。出版学术专著近10种,又以1988、1989年为出版高峰,出版了《刘禹锡丛考》(卞孝萱著)、《刘禹锡传论》(吴汝煜著)、《刘禹锡集笺证》(瞿蜕园著)、《刘禹锡诗文赏析集》(王元明主编)等著作。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《刘禹锡集》点校本,1995年又出版了《刘禹锡诗论》(萧瑞峰著),1996年又出版了《刘禹锡评传》(卞孝萱著)。这种 大批成果在短短的数年间联翩涌现,表明了刘禹锡研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以后,以后趋向综合与集成、提纯与深化,而主要的研究成果就集中表现在文集挂接、作家作品研究以及问题报告 报告 争鸣三大方面。本文拟依此线索作一综合考察。

   一、文集挂接

   刘禹锡文集的挂接工作,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,1973年台北影印宋绍兴八年刻小字本《刘宾客文集》40卷,197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明刻本《刘宾客文集》200卷,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刘禹锡集》的标点本。这几项成果的出版,为此后的古籍挂接工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。近十年中又相继出版了《刘禹锡集》的笺证本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)和点校本(中华书局1990年版),这是刘禹锡全集挂接工作中的重大成果,成绩显著。其中笺证本所用底本与标点本同,皆以结一庐朱氏《剩余丛书》中的《重刊明钞刘宾客文集》为底本,其特色在于笺证和附录,其“校记序例”列举校勘所用版本共有14种,尤深于名物典章的诠解与史实人事的考订。这种 成果为刘禹锡研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,但在典章的诠解和人事的考订方面,亦尚有多处错误和疏漏(卞孝萱先生已撰文予以疏证)。

   点校本则以1923年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刻《刘宾客文集》为底本,此本以校勘精审、考证谨严为主要特色。其“点校说明”列举主校本5种,参校本20种,附有校记,其附录的“诗文补遗”弥补了标点本、笺证本之匮乏,但亦尚嫌匮乏完备。如佚诗考订有待进一步深入,校本尚可进一步增广,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以及宋人笔记诗话等资料尚未充分利用,又历代文献学家的序跋题记也应予以辑录。

   鉴于刘禹锡文集挂接工作中的疏漏与匮乏,卞孝萱先生在1996年赴台北参加“两岸古籍挂接工作学术研讨会”时,特撰写了《刘禹锡集挂接工作综论》一文(刊于《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1996年第2期),针对笺证本、点校本的匮乏,指出佚诗应考、伪文应辨、校本应广、笺证应全以及序跋应辑俩个方面,作为古籍挂接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,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

   二、作家作品研究

   作为当代刘禹锡研究奠基人的卞孝萱先生,早在20世纪200年代初就曾出版过《刘禹锡年谱》,其开创之功甚巨。虽其中亦不乏缺憾,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,从来就不以后一蹴而就,什么都在不断的探索中得以开拓和深入。卞先生正是以其执着的求是精神在此后的数十年研究工作中,以众多的学术著作不断地予以纠偏补漏,使其学术日臻完密。《刘禹锡丛考》一书正式汇集了他对刘禹锡父系、母系、交游三方面作深入考辨的成果,论世知人,剖事析理,发微著隐,颇多创见。如在刘禹锡与韩愈关系的问题报告 报告 上,前人颇多微辞,《丛考》则在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后得出结论:韩愈因犯颜直谏贬为阳山令,曾怀疑是刘、柳排挤他,这纯属误会。他指出: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竟以韩愈怀疑之词为事实,加罪于刘、柳。方崧卿《年谱增考》又牵到王丕、王叔文,错添加错。此时二王尚未执政当权,韩愈也这麼弹劾亲戚亲戚当我门当我门,怎能错怪亲戚亲戚当我门当我门呢?自宋以后,为韩愈此诗(案:指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)作笺注者,大多斥责刘、柳,虽有少数有见识者,能为二王、刘、柳辩解(如胡仔、王鸣盛、严虞惇等),以后也未能从刘、柳与李实的私人关系来说明韩愈产生误会的意味着 。而卞著则在占有极少量材料的基础上,考出刘禹锡交游中与永贞革新有关的人士约200人,在充分揭示刘禹锡与亲戚亲戚当我门当我门的亲疏、敌我关系的一并,也展现了他鲜明的立场、强烈的爱憎、坚毅的性格与高尚的情操。都才能 说,《丛考》是研究刘禹锡社会关系的一部极为完备详审的专著。以后说,《年谱》是纵向的梳理,这麼《丛考》则是横向的扫描了。以后说此二书尚属从微观研究厚度深入研究刘禹锡的生平创作句子,这麼,翌年出版的《刘禹锡研究》则属于从宏观的厚度来论述刘禹锡诗歌创作与晚唐诗人、苏轼一门以及江西诗派的关系,论述了刘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与历史地位。总之,三书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,而又都以资料详赡、考论政治定力 、创见迭出为其鲜明特色。而《刘禹锡评传》则可谓集刘禹锡研究之大成的力著,它汇集了卞氏父子二人文史哲的学科优势,既在刘禹锡的氏族、家世、仕历、交游等诸多方面作出重新考证,又在刘禹锡的政治哲学、文艺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各方面作出深入论述和全面考察。考证能慎思明辨,求其至是,体现了卓越的史识:论述亦能勇创新说,视野宏通,体现了学植之深厚。全书十章,洋洋二十九万余字,前五章作纵向的史的追踪梳理,力求全部全面地对刘禹锡政治、哲学、人生、文学各方面作出多棱镜式的全方位考察,以充分展示传主作为政治家、哲学家、诗人兼文学理论家的非凡风采。

   吴汝煜先生《刘禹锡传论》则始终围绕着诗人坚韧不拔、顽强进取的精神这种 基调进行评述,将诗人的感情的句子发展、思想变化、文人交往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,对其一生作出深入的考察和益肯的评价,总体上按三次挫折依次展开。在论述第二次挫折时,单列了“玄都观诗案”一节,全部考证了《游玄都观诗》写作时的历史背景,逐一分析了当时在朝的各个大臣的政治态度及与刘禹锡的关系,发现其时朝廷中人才相当集中,重要大臣如韦贯之、裴度、李绛、权德舆、崔群等都在杰出人才,与刘禹锡关系良好。以后,吴先生恳切地批评刘禹锡诗人气质太重而政治家气质匮乏。正以后诗人气质太重,只凭灵感一时兴起,便奋笔作诗,而较少考虑政治影响,结果是丧失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施展政治才能的绝好以后。这麼 的批评是有特见的,可谓发人之所未发。又如论述刘禹锡的创作时,《传论》将其装进历史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进行比较与研究,既有作家的个体把握,又有一并代仕人的群体观照。在将刘禹锡与韩愈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李贺等诗坛巨匠作出多方位比较与研究以后,得出刘禹锡是“自立于高手群中的‘诗豪’”这种 坚实的结论。

   萧瑞峰先生的《刘禹锡诗论》则是“第一部对刘禹锡诗进行系统研究与综合考察之学术专著”(卞孝萱先生序)。该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什么都强烈的创新意识,尤其注重在旧学中融入新知,对刘诗作出纵横交错、时空英文合一的理论探讨和艺术分析。著者将所有人 的研究计划定居于对刘诗的创作个性的综合研究,即从哲学抽象的层次,对刘诗进行多视角、多侧面的理论观照,从而构建出有4个 独特的体系。全书设计为俩个既所有人 独立,又彼此联系的板块,依次展示了刘禹锡前后期创作倾向的嬗变;刘禹锡的各体诗作;刘诗的时代烙印、艺术风格;刘氏的诗歌理论,以及刘诗的历史地位。《诗论》的创新性,不仅体现在体系的构建上,一并也体现在具体的论述中,如论述刘诗的时代烙印时,著者作出了如下四层展开:哀飒之气——中唐国家局势给刘诗打下的烙印:冷峻之色——中唐政治斗争给刘诗打下的烙印;昏昧之念——中唐佛教思想给刘诗打下的烙印;绮靡之音——中唐都市生活给刘诗打下的烙印。逐层深入,新见迭出,具有开拓意义。该书又一独辟蹊径之处则在于,著者凭着他独得的海外资料,将刘禹锡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,作出跨国性的横向探寻,论述了刘诗对日本诗坛的深远影响。这种 开拓性的创举,成功地向学术界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目光由域内拓展到海外,以更宏通的视野来观照诗人诗作的必要性和以后性。

   在单篇论文方面,这十年间成果最丰沛 的要数萧瑞峰先生,从所发表的十余篇学术论文中,以后鲜明地反映出作者正从事着系列性的研究,《刘禹锡诗论》这种 专著的面世,证明了这种 点。其他的近百篇论文涉及的面也相当广泛,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除了关于刘禹锡与《陋室铭》的问题报告 报告 讨论之外,大致集中在刘诗中的土风民俗、刘诗的文学渊源、刘禹锡的诗歌理论、刘白唱和诗及刘禹锡各体诗歌的研究等好多个主要方面。

   熊飞《刘禹锡、白居易唱和诗简论》(《湖北大类学报》1990年第2期)一文,对刘、白唱和进行了全面考察,着重论析了刘、白定交的时间;刘、白唱和与永贞革新及牛李党争的关系;刘、白唱和的认识价值等三大方面的问题报告 报告 。文章认为:(一)刘、白早年在江南都在认识的以后与以后,大概在贞元末都在过交往酬唱的关系,而亲戚亲戚当我门当我门重新来往则约在元和六年左右。(二)刘、白皆受儒家“用世”、“兼济”思想的深刻影响,刘加入“永贞革新”集团,白以写作“新乐府”干政,因而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党人的竞逐之列。但二人又分属牛李两党,二人唱和都才能 在升黜无常的激烈党争中多其他政治保证,一并却又使二人不断遭受损失。又因刘急流勇进而白则谨小慎微,故二人唱和往往是白主动的多。(三)从刘、白唱和诗中,都才能 分明看出二人晚年思想变化之轨迹。白居易早年“急于兼济”,经贬谪江州的打击后,“独善”思想抬头,但“独善”与“兼济”在他的后期生活中又始终是心灵深处纠缠不止的一组主要矛盾。而刘禹锡虽对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感慨良多,但失败和挫折更激起他奋发的勇气、斗争的豪情,即使到了65岁的高龄,他仍真是 所有人 筋骨尚健,一生壮志未酬,什么都不甘闲退。白居易《咏老赠梦得》诗中充满感伤地说:“与君俱老矣,自问老怎么可否?”刘禹锡明确答道: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这种 豁达乐观、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,这种 辨证的认识水准是白居易所远不可及的。

   何念龙《萧条异代,接武前贤——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》(《江汉论坛》1991年第7期)一文,探讨了刘诗的文学渊源的问题报告 报告 。文章对刘禹锡与屈原在家世、所受的教育及仕历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,正是以后相同的禀赋素质、文化教养、才具知识,一并的从政理想和革新志向,例如的放逐经历和坎坷遭遇以及例如的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等等,使刘禹锡在心灵上和远隔千载的屈原产生了共振,感情的句子上居于了融汇,人格上找到了自我所在。因而刘禹锡在精神品格上也就多方沾丐于屈原,如存君忧国,不忘欲返;坚持操守,志洁行芳;嫉邪痛恶,坚持抗争等。而刘禹锡对屈原是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与发展的,具体表现在:(一)以诗文言志抒情,展现自我;(二)心慕屈子,有意步武屈作;(三)继承并发展屈原向民歌学习的优良传统;(四)艺术上的求新精神;(五)表现手法上的“猎其艳词”,“拾其芳草”,形成所有人 诗歌语言瑰奇美丽的特点。总之,无论是从内在精神或辞章文采看,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极大的启迪与影响,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在中唐时期的最好继承者。

   金五德《柳宗元、刘禹锡远州司马期间心态评议》(《长沙水电师院学院》1993年第1期)一文,就柳宗元与刘禹锡在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被贬为永州、朗州司马十年期间心态的同异作了比较,文章指出:“柳宗元和刘禹锡为远州司马期间,一并的心态是悲苦、愤懑和坚贞。”相异之处是在于“柳宗元以负‘罪’自咎自责过多,因而感伤情绪比之刘禹锡要浓厚低沉些;刘禹锡襟抱豁达,性格开朗,对前途充满信心,因而比之柳宗元就要豪放乐观些。”

蒋凡《为刘柳白诗辩诬一则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4年第2期)一文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92626.html 文章来源: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1年02期